2026年8月18日，马里兰州格林贝尔特联邦地区法院。78岁的大卫·莫伦斯站在法官面前，低声说了一句“我认罪”。 这句话听着平平无奇，但要知道，这个老头可不是一般人——在美国国家过敏与传染病研究所（NIAID）当了十六年高级顾问，是福奇身边最核心的幕僚之一。从2006年进NIAID主任办公室，一直干到2022年退休，十六年间经手的全是美国新冠研究最核心的东西。 一个在公共卫生系统里待了十六年的顶级幕僚，为什么要在法庭上认罪？他到底藏了什么？福奇又知道多少？ 莫伦斯这次认罪，认的是“串谋欺诈联邦政府”。按美国法律，这罪名最高能判五年，外加25万美元罚款。具体怎么判，得等11月12号量刑听证会再说。 但真正让这案子炸锅的，不是判多少年，而是他干了什么。 从2020年4月一直到2023年6月，三年多时间里，莫伦斯拉着一帮人，搞了一套私下联系的渠道，就是为了绕过美国《信息自由法》的那些规定。按照美国的法律，公职人员在任期间所有工作沟通、决策过程、科研讨论，都得留官方记录，得让公众和国会能查。 可莫伦斯他们太清楚自己平时聊的都是什么了——全是新冠病毒到底哪来的、科研经费怎么批的、还有那些敏感实验的事。这要真公开了，舆论非得炸锅。 所以莫伦斯特意不用官方工作邮箱，把所有涉及新冠溯源和争议项目的工作沟通，全挪到个人Gmail账号上。私人账号里的东西，不会进联邦档案系统，也就不会被《信息自由法》调出来。 我觉得这操作明显就是计划好的，就是要躲监督， 哪 是什么一时疏忽。 更狠的是，莫伦斯在2021年2月24日的一封邮件里写道：“我从我们的FOIA专员那里学会了如何在被FOIA查询后、但在搜索开始之前让邮件消失，所以我觉得我们都安全。” “让邮件消失”——这话从一个联邦机构高级顾问嘴里说出来，本身就是对“政务透明”四个字的嘲讽。 2020年4月，特朗普下令NIAID取消这笔拨款。拨款被砍之后，达萨克找莫伦斯和科伊什商量怎么办，三个人决定用Gmail私下沟通，躲开《信息自由法》的审查。 你看明白了吗？这三个人躲的不是什么“工作隐私”，躲的是国会和公众对一笔流向武汉病毒研究所的科研经费的追问。 莫伦斯认罪之后，所有人脑子里蹦出来的第一个问题都是：福奇知道多少？ 毕竟莫伦斯在NIAID给福奇当了十六年顾问，是整个研究所里离福奇最近的人之一。你要说福奇对莫伦斯这些操作完全不知情，我觉得这话说出来没人信。 但福奇本人的态度很微妙。 2024年，福奇在众议院作证时说，莫伦斯“不是我的研究所政策或其他实质性问题上的顾问”。这话翻译一下就是：莫伦斯虽然是我身边的高级顾问，但他干的事跟我没关系。 可莫伦斯的认罪协议里写得清清楚楚——他在NIAID“对决策过程具有实质性影响力”，并且利用了他对福奇的接触渠道来推进生态健康的利益。协议里把福奇称作“NIAID高级官员1”。 一个“对决策过程具有实质性影响力”的人，干了三年多的掩盖操作，顶头上司能一点不知道？ 更有意思的是今年7月，福奇在参议院听证会上反复援引第五修正案，拒绝回答共和党参议员兰德·保罗关于新冠起源的质询。第五修正案保护的是“不自证其罪”——福奇这是在用“我怕说的话会让我自己变成罪犯”当挡箭牌。 一个自诩“美国公共卫生良心”的人，在国会听证会上不敢回答问题，这本身就已经说明了很多问题。 参议院国土安全与政府事务委员会随后按党派路线投票，认定福奇藐视国会。上周末，福奇又拒绝了一个参议院小组的自愿作证请求。 我觉得福奇这套操作，跟莫伦斯当年躲《信息自由法》的逻辑简直一模一样——能藏就藏，能躲就躲，实在不行就搬出法律条款当盾牌。 莫伦斯这次认罪，核心争议点说白了就一个：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那笔流向武汉病毒研究所的钱，到底是怎么回事？ 2014年到2019年，NIAID通过生态健康联盟向武汉病毒研究所提供了大约60万美元资金，研究蝙蝠冠状病毒是否能传染给人类。这事福奇自己承认过，但他坚称钱没用在做“功能获得”研究上。 可问题在于，疫情暴发之后，这笔钱的性质就完全不一样了。如果新冠病毒真的跟武汉病毒研究所有关，那这笔经费就成了追问的焦点。如果无关，那更该大大方方把记录公开，自证清白。 但莫伦斯的选择是——把相关记录藏起来。 从2020年4月到2023年6月，三年多时间，莫伦斯用个人Gmail跟达萨克、科伊什私下沟通，讨论怎么恢复被砍的拨款、怎么应对“实验室泄漏”的说法。所有对话全走私人渠道，不进联邦系统，国会查不到，公众看不到。 这不是临时起意，这是一套精心设计的掩盖机制。 而莫伦斯后来之所以能东窗事发，是因为国会调查中翻出了他那些邮件。一封不起眼的邮件，成了压垮这位十六年老顾问的关键证据。 我觉得这事最讽刺的地方在于——美国这些年一直在嚷嚷“中国不透明”“中国隐瞒疫情数据”，结果自己国家最顶级的公共卫生机构里，高级